证券杠杆 约瑟夫·罗特:一个背井离乡、怀恋故国的世界主义者
发布日期:2024-10-19 15:00    点击次数:188

俄乌冲突证券杠杆,不出意外地拖延到了此时。起初几个月,在那些与战事无关的地方,人们还会谈论战争的原因,还会谈论正义和道德性并为此争论,而今最有深度的相关话题,似乎只能算是就战争中无人机战术所做的案例解析,借此来展望未来战争的样子。

在乌克兰西部,靠近历史名城利沃夫,有一座名叫布罗迪的小城,那里的人口只有两三万,因为远离首都和战场也还算安全,即便它和其他乌克兰城市一样,军人的坟也在不声不响地增多。130年前,即1894年,布罗迪尚属于奥匈帝国,市内有一大片区域都居住着犹太人,那年的9月2日,一个犹太男孩在这里诞生,日后,当他成长为一位著名记者时,他为自己名不见经传的家乡小城写下了一则短短的观察记:

“这座小城地处一大片平原的中间,周围没有山,没有森林,也没有河流。就在一片开阔的土地上。城市的边缘全都是乡下小屋,然后过渡到房子,才开始出现街道。一条是南北向的,一条是东西向的。两条街道的交会处是集市广场。南北向的街道最靠外的终点处就是火车站。每天有一列客运列车开过来,每天有一列客运列车发出去……”

两条街,火车每天两班,这样格局和规模的县城,就算放在1894年的中国,大概都够不上“五线”的级别,但它却是这位作家儿时生活的物理环境。他在这里上学,在这里成长到1913年,迫不及待地要进入社会这所大学堂。狭小的学校、简陋的家乡不知给他带来了多大的窒息感,在他所处的犹太人的社区里,人们的生活每天在两极之间摇摆:一极是在教堂里大声祷告、流涕痛哭,另一极是在集市和街道上为蝇头小利斤斤计较。

但他也有自己的优势,那就是观察、社交、记忆的天分,这些场景以比电影镜头更加生动的形式储存在了他的脑中;此外就是,父母对他没有任何的约束力,他任意流浪,任意成为他想成为的人。当他开始做记者时,他给自己写下了一段“自画像”:

“我觉得没人会承认我有权成为例外,他们会把我引人注目的孤独视为傲慢。于是,我只能强化自己的傲慢,变得比以前更加不屑一顾。很多女人都喜欢我的这种行为……我有完美的西装和完美的举止——一个阅历丰富的、优雅的世界人……我撒了很多谎,讲述异国他乡的故事,对女人侃侃而谈。我学会了表达,这是身为一个作家和一个自信的人的真正的技巧。”

记者与作家

他,约瑟夫·罗特,在不到45年的生命里出版了20部左右的小说和随笔作品,作为记者,他写下了数不清的报道。他以“世界人”的名义,把自己的身世弄得十分神秘,他喜欢吹牛,编造自己和父母家庭的过去,曾号称自己父亲是波兰的伯爵和维也纳的军火制造商。1916年,罗特被征召入伍,为奥匈帝国的军队参加一战。他并没有真正上过战场,而是做一些情报宣传类的工作,后来却声称自己是一名中尉,曾被俄国俘虏和流放,战后独自一人逃出,一路曲折走回到维也纳。如果读过他1934年出版的小说《塔拉巴斯》,你多半会相信,作者本人真的在广阔的俄国土地上沿大路西行,走过一个个乱糟糟、闹哄哄、凶险非常的小村小镇。

罗特尽管出身偏僻,却毫不闭塞,因为他所来自的那片地区,今日虽然划在乌克兰境内,实情可并非地图显示的那么明晰。那里自古就被争来抢去:波兰曾经据有它,17世纪波兰被俄国、普鲁士、奥地利瓜分,它落入了奥地利之手,一战后它又回归波兰。因为变数多,数百年间,这里居民的族群类属也格外混杂,俄国人、乌克兰人、德国人、奥地利人、波兰人、犹太人,还有众多有着奇奇怪怪陌生名字的小民族,都在这里有生活的人群,商业往来兴盛,宗教信仰和语言杂多。

罗特后来写小说时,特别善于让众多民族出现在同一个故事空间里。经历了一战之后,罗特的眼界更为开阔,正当各国代表在巴黎商谈《凡尔赛和约》时,罗特在维也纳当上了一名记者。

这职业也最符合他的“世界人”性情。他立刻成为行业内的翘楚,维也纳、柏林、布拉格,他走到哪里,都能写出大稿子。1923年,《法兰克福汇报》聘他为记者,开出了一行字1马克的价格,在那个大众媒体勃兴、人们以报纸为接收外界信息的第一途径(犹如今日刷手机看视频)的年代,他获得了最高规格的稿费。

罗特的文笔特别值得一提。就中文来看,同为德语写作者,罗特和同期的卡夫卡或是托马斯·曼相比,根本不像是用的同一种语言。罗特十分简洁,从来就是寥寥几笔抓出人物的个性和相貌特征,他下的断言则反映出对其时其地其人的充分洞察。他的“新闻文学”的写法,比起中国人熟悉的“报告文学”,想象更奔放,语言更犀利,超越了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的考量。他因工作需要常住旅馆和酒店,在一篇讲述一家火车站旁的酒店的“报道”中,他这样写:

“每个人都徘徊在到达和出发之间。科普里瓦酒店总是在火车之间穿梭。八十间客房和一百二十张床铺转来转去。科普里瓦旅馆并不存在。它只是看起来存在而已。留声机在楼上楼下翻滚。样品箱在空中飞舞。经理匆忙地穿梭于各个房间。客房服务员跑向火车。搬运工被敲了六下。经理就是客房服务员。搬运工就是经理。客房服务员就是搬运工。房间号是出发时间。时钟就是时刻表。游客被无形的橡皮筋绑在车站上。他们来回跳动。留声机唱着火车的声音。八个就是一百二十个。一百二十个房间拖着八十张床。”

一句句散发着超现实色彩的描述性断语,携带着数字,携带着机智到位的点评,写出了旅馆与火车站的繁忙全景。完全可以把它想象成一幅现代派绘画,可能就出自保罗·克利或是蒙德里安之手,看细节或许莫名所以,看整体却是一目了然。另一关键的精妙之处,在于罗特把他流浪者的眼光投向了面前的每一个人,甚至投向了酒店本身:人,既是旅客,又是搬运工,又是服务员,又是经理;数字,既是房号,又是出发时刻,又是钟敲的次数,又是床和房间的数量;酒店,既是存在的,又是不存在的,它只是一个个人、数字、床、房间、留声机、时钟……在这里的交会。

罗特还将他在家乡最熟悉的体验准确无误地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,用于描述“每个人”的状况:“每个人都徘徊在到达和出发之间”——这么说武断吗?不,难道真的有哪位大活人,可以跳出到达和出发两端之间吗?

另一位来自奥匈帝国的犹太作家——弗兰茨·卡夫卡,和罗特同时代,也拥有类似的超现实想象力,像《变形记》等作品都明目张胆地无视时间、空间和物理规则。可以说,唯有超现实主义的视角,才能把握一个完全不同于战前的时代,把握它的加速和不稳定。但除此而外,罗特的文句之间还散发着另一种强烈的情怀,那就是怀旧。

无国无家的人

他怀奥匈帝国的旧,那个帝国在一战期间崩溃了,使罗特真正成为无国无家的流浪者,不知道自己的身份为何,归属何处。记者只是一个职业,“犹太人”则是一个他绝不喜欢的种族名;在当记者时,罗特访问过鲁尔区的工人社区,访问过大生产大建设期间的苏联。这些代表着未来的生产和生活方式,新的族群在形成,但罗特对此一概怀疑甚至厌恶,因为在他眼里,族群越多,每个族群的声音越大,“世界”就越分裂,而他以“世界人”自许、以四海为家为生活方式,对大地上立起的一道道营垒和关卡,对德国、俄国等地兴起的民族狂热,既深恶痛绝又无可奈何。

他深陷对奥匈帝国的渴望和怀念。从1925年出版第一本小说《蛛网》开始,罗特迅速成为德语世界最高产的小说家,到1930年他已有8部作品出版,尽管只有1930年的《约伯记》让他在经济上获得了成功。两年后,300多页的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问世,罗特将他对奥匈帝国衰落的绵绵怀旧之心写成了一部家族史诗,这是他篇幅最长的小说,主题就是向分崩离析的奥匈帝国致敬,那个帝国曾在一位老皇帝(弗朗茨·约瑟夫)的统治下,温和地对待境内所有小族群。

罗特为了挣钱,总是急于签下出版合同,他带着装满稿纸的手提箱,在咖啡馆和酒吧写作,一部作品往往几个月就完工,故而情节里时有匆忙感。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最有“耐心”,一共写了两年,出版后在半年内就再版了五次。他忧郁的才华需要酒精的刺激。在维也纳,在柏林,后来又在巴黎,他无可挽救地染上了酗酒的恶习。背着金牌记者和多产作家的盛名,他在短短几年里变得衰老丑陋,同事们看到他不省人事地躺在路边,兜里揣着酒瓶,眼睛还大睁着。

算起来,他真正过上好日子的时间很有限,大约也就是1923~1926年之间。1922年他和奥地利人弗丽德尔·赖希勒结婚,这位看照片极为美艳的犹太女子,在结婚的第二天,就不得不搬去了柏林。罗特的性格不好,酗酒无度,又爱说一些不切实际的话,他告诉妻子“我们可以随便找个公园的长椅睡觉”(他自己就经常如此),他带妻子去会友会客,但一工作起来就不管她,会把她扔在酒店里好多天。最关键的还是钱,动不动就一贫如洗的罗特,不得不经常向他的好朋友斯蒂芬·茨威格借钱。1928年后,当弗丽德尔闹起了精神分裂症,先后住进维也纳和柏林的医院,是茨威格为她及时支付了医疗费用。

罗特怀恋帝国,主要的原因就在于:只有在帝国之下,他才能成为他想要成为的人——世界主义者,一个“阅历丰富的、优雅的世界人”。他反对任何一种形式的民族主义。当年,在一战的背景下,奥匈境内的各个民族都提出了主权和领土主张,帝国迅速走向瓦解。而今天,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,波兰人、奥地利人也都在说起毗邻的乌克兰西部地区(也即罗特的家乡)的历史和文化,以暗示自己民族对那一带的地盘有着“自古以来”的主权。

而罗特之所以从忧伤沉入了更为悲观的情绪(即便他的名声一直在上升),正是因为看到了民族主义的发展持续而迅猛。奥匈帝国瓦解后,大英的所谓“日不落”帝国也荣光不再,下一个兴起的是希特勒的第三帝国。这是一个奉行极端的民族主义、要排斥各种异己成分的“帝国”,罗特早在旅居维也纳和柏林时,就已经看到了这种迹象。他在《漂泊的犹太人》里放入了一篇记柏林的文章,当头的一句就是:

“没有一个东欧犹太人会自愿去柏林。这世上哪有人会自愿来到柏林呢?”

他写的是自己1922~1926年间对柏林的印象,他最大的恶感似乎来自于柏林警察(相比于懒散的巴黎警察而言)的刻板,总是循规办事,向来自东欧的犹太人盘查合格的身份证件——“柏林的刑事警察有一个特性,就是喜欢事后到家里去搜查”。他写下了长篇小说《造反》,内容是一位退伍军人在柏林四处碰壁,度过了滑稽而悲凉的冒险,带着一颗反叛之心落入监狱,最后成为解剖台上的一具尸体。

可是,德国在战后郁积的不满,逐渐凝聚成潜在的民族主义狂热,并在野心家的怂恿下愈演愈烈,这一切才是罗特最敏锐地感知到的。他知道,在《凡尔赛和约》重新划分的欧洲格局里,民族主义只会遍地开花,而犹太人将是最大的输家,因为他们没有“自古以来”的地盘,必然要被每一个有地盘的民族所驱逐和敌视。在一位法国的德语翻译家贝尔托的回忆录中,记录了这样一件事:1928年2月,罗特在柏林和几个朋友见面,贝尔托也在场。当时,罗特带着一副冷嘲和厌世的笑容,说出了三个预言:第一,十年后,德国将与法国开战;第二,到时如果我们这帮人运气好的话,将以移民的身份生活在瑞士;第三,犹太人将在柏林的选帝侯大街上被当众殴打。

在场者当然不以为然,因为都无法想象罗特预见的事情会成真。5年以后,希特勒的纳粹党上台,罗特给茨威格写了一封信,劝他放弃幻想。茨威格是名震欧洲的畅销作家,当时还在与纳粹御用的作曲家理查·施特劳斯合作写歌剧,罗特告诉他:你是犹太人,名声和财富保护不了你。“野蛮人已经接管了德国。不要骗自己。地狱在统治。”

罗特与茨威格的书信,有许多保留了下来,经由翻译家迈克尔·霍夫曼翻译成英文后,被更多的读者读到。我们都熟悉茨威格在《昨日的世界》里表达的对欧洲“黄金时代”逝去的痛悔,但是罗特从未看好过一个被民族主义所主宰的欧洲(以及世界)的未来。就在1933年春天,纳粹党展开了臭名昭著的焚书行动,一切不符合“雅利安主义”价值观的书籍都被禁毁,刚刚出版不到一年的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也在列。罗特之前对柏林的恶感应验了:柏林街头到处是狂热分子烧书、砸店燃起的黑烟,犹太人被殴打和驱赶,犹太裔德语作家,以及许多不支持民族主义势力的德语文化人都被迫流亡。

罗特原本就不以德国和奥地利为家。他生活在巴黎,在妻子住院后又找了新女友;即便衰老、穷困,他的举止却彬彬有礼,衣着精致,显示了在混乱中保持秩序感的渴望。世界在解体,族群在互相敌对或是为利益而结盟,而罗特用写作抵御解体,他一手拿着烈酒酒杯,一手笔走龙蛇,收工之后还不忘在桌上留下可观的小费。

我们可以从《无尽的流亡》一书中看到罗特的形象,想象他的风度和口才,他的记者天赋,可以让他接近每一个他想要接近的人物,不管是工商业巨头、政府官员、密探、名媛还是瘸腿乞丐。《百日》《假秤》《先王冢》《第1002夜的故事》,一本本小说都是他流亡巴黎时的出产,故事彼此不同,叙述却都循着典型的罗特式的节奏,出自只有漂泊四海的人才会拥有的忧郁的心境。

酗酒引起的震颤性谵妄,在1939年5月的一天将罗特从他的世界带走。茨威格在三年后自杀于巴西。他们的出身、生长环境和价值观都大不相同,却都需要靠一个“世界”来庇护,尤其对罗特而言,他的家乡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世界的属性。他的第一部传记是由他的一位童年友人写的,他们相遇在巴黎,在公园长椅上,一脸病容、拄着拐杖的罗特请他为自己唱两首歌,一首是犹太人的歌曲,一首是乌克兰人的歌曲。罗特就坐在那里,听着,热泪滚滚。

约瑟夫·罗特作品中译本

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

天地出版社·巴别塔文化 2018年2月版

《罗特小说集》(共12卷)

漓江出版社 2018年6月~2022年12月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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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也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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